评级机构在获得垄断地位的同时，还对亚洲等发展中国家评级刻意压低，使得这些国家企业融资成本高企
制定亚洲债券评级标准，将消除国际评级机构对亚洲地区金融市场话语权的垄断，降低在三国市场上的融资成本，并发展亚洲自己的债券市场
发展本土评级机构，建立区域评级标准，打破国际评级机构的长期垄断，这样的呼声在中日韩三国已经越来越响亮。
9月14日，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的批评没有给国际评级机构留任何颜面。针对三大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在美国次级债危机中的表现，朱光耀认为：“三大评级公司在占有垄断利润的同时，对危机的预测预警不及时，或者说是缺位。”
而在这背后，正是三大评级机构长期的垄断作祟。据了解，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，穆迪、标普和惠誉3家公司占有的份额超过90%。
“评级机构如果每次比投资者的反应还慢，那就起不了多大作用。”上海社科院市场信用研究所副所长马文洛在接受《第一财经日报》采访时如是说。而多起事实证明，三大评级机构确实在风险预警方面滞后。比如，英国巴林银行破产案、安然财务丑闻、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等。
“不光如此，评级机构在获得垄断地位的同时，还对亚洲等发展中国家评级刻意压低，使得这些国家企业融资成本高企。”马文洛告诉记者。比如，国际上有所谓的“主权上限原则”，就是国际融资活动的评级要以国家主权评级为上限，这样一来，该国再好的企业也要受到主权评级的限制。“比如说，像宝钢这样的好企业，在国际融资时的评级始终上不去。”
一个显然的例子是，中国经济高增长和良好发展预期全球为之瞩目，但直到2003年年底，标准普尔依然宣布维持其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10年不变的BBB级——“适宜投资”的最低限。而事实上，就评级指标而言，当时中国无论是外汇储备还是偿付能力都优于加拿大、韩国等多数国家。但标普对韩国、加拿大的主权评级分别为A－级和AAA级。
由于金融体系的存在与发展是以信用为基础的，马文洛指出，评级信息关系到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危。曾有评论认为，外资评级机构早先对中国大部分银行评级比较低，等到外资金融巨头低价参股后，现在又调高级别，外资已经获利丰厚。“再比如，评级机构通过评级能轻易掌握我国企业的核心信息，而这些信息一旦泄露到竞争对手手中，就会直接危及国家经济安全。”马文洛说。
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认为，国际评级机构基于本国的立场、数据和经验，作出的评级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企业。因此，亚洲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发展本国的信用评级业、建立本国的评级事业已经势在必行。
“制定亚洲债券评级标准，将消除国际评级机构对亚洲地区金融市场话语权的垄断，降低在三国市场上的融资成本，并发展亚洲自己的债券市场。”马文洛说，而现在，三个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培训和制定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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